在深圳从事IT工作的年轻人刘磊，竟然选择在战火纷飞的巴格达开设中餐馆，并且获得了美军检查站的主动放行，这一切究竟是为何？2003年，刘磊辞去软件公司的稳定工作，怀揣着几千美元的资金，经过多番周折终于抵达了伊拉克。虽然他在餐饮方面毫无经验，也没有任何当地人脉，但他竟然在布满战火的巴格达创办了名为“中国龙”的中餐馆。

刘磊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，他早已计算过战争带来的经济机会。美国在战争中投入了巨额资金，而后重建的需求也为商机提供了基础。在美军占领巴格达约十天后，他和同伴帅学军辞职出发，目标明确，意在吸引驻军的士兵和外来记者。

最初，他们将餐馆设在巴勒斯坦酒店与喜来登酒店附近，专门为外国媒体工作者提供服务，后来随着安全形势的好转，他们将店面迁至绿区，主要客户变为美英驻伊士兵，生意逐渐火爆起来。尽管菜品质量平平，像宫保鸡丁、咕噜肉、蛋炒饭按着唐人街的做法，刘磊和同伴甚至都不爱吃，但却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客流，日均营业额可达4000美元。对于在战乱中能够吃上热食的士兵来说，口味已然不再是重点，真正带来可观利润的是酒水。

刘磊通过地下渠道，以每瓶2美元的价格采购威士忌，运入绿区后售价达到10美元，单靠酒水销售，他每天都能获利丰厚。餐馆晚上还转型为酒吧，这个商业模式后来甚至被搬进了电影。生意的顶峰时期，他一天最高盈收可达3500美元。为了获取走私酒，他还与餐馆的伊拉克经理合作，找到深处市中心的地下室，低价清理库存，每周能进一整车。在穆斯林国家做酒水生意本身危险重重，然而他所面对的顾客群体恰恰反映了战区的真实缩影。

美国大兵、国防承包商及少数雇佣兵三类客户构成了餐馆的主要群体。刘磊早已察觉，许多人认为美军在战区得势，但亲身接触后，他发现反而是雇佣兵的气焰更盛。举个例子，当检查站进行搜身时，美军士兵会有礼貌地打招呼；而雇佣兵则随意碰瓷，甚至随时可能引发冲突。这一类退役后依旧留在伊拉克混饭吃的人，薪资高达每日2000美元，令人为之侧目。

而刘磊也了解到，身边的尼泊尔和菲律宾雇佣兵虽然风险重重，却只拿着较低的薪酬，他们每月约1600美元，虽高于当地普通收入，却远不及美国雇佣兵的巨额报酬。由于战争的严酷，这些雇佣兵面临着实质的生死考验。曾有一次，营地遭到迫击炮攻击，瞬间造成多人伤亡。除此之外，拉美裔士兵们背负着大家庭的重担，有的甚至已经养活了多个孩子。

餐馆经营也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。他的宪兵朋友曾因穿着制服进门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应，店内士兵们乱成一团，有的甚至躲进了厕所。而刘磊的餐馆渐渐地成了这些大兵渴望正宗中餐的去处，甚至在店打烊时，也能被人拖起厨师为他们开火。

在战区，这些士兵们习惯用酱油作为饮料来佐饭，一块块的酱油像可乐一样洒在米饭上。可想而知，当他急需调料时，甚至不得不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，从巴格达驱车到约旦采购，这样的冒险时常伴随着生死的威胁。在这条充满凶险的路上，他曾遭遇人肉炸弹，炸来的碎片溅到他的脸上。餐馆周边环境极其险恶，所幸他一直坚信，手持中国护照在当地仿佛是一种保护。

然而，生意的结束来得如此突然。2004年10月，绿区发生了一系列自杀式爆炸事件，联军迅速叫停了美军对公共场所的进入，使得生意急转直下。在大使馆的催促下，刘磊和合伙人最终决定闭店回国。他不是主动离开，而是局势变得岌岌可危使他们不得不放弃。算上这一年半的经营，他们将3500美元的本金，转化为约308万元人民币的利润。

回国后，刘磊将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纪实书，题为《在死神脚下捞钱》，2006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。